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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历史围观群众,长期不明真相。妄图重建国史解释体系,估计下辈子能够完成。联系方式:1x9u8b4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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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帝遭遇孔子:利玛窦精神狩猎之旅中的四重身份  

2009-08-31 16:35:23|  分类: 围观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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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文章均已发表,网络转载请注明出处

 1、和平的精神狩猎者

"1291年,马可.波罗从汗八里(今北京)启程去大不里士,孟德.高维奴则从大不里士出发去汗八里。孟德.高维奴带着教皇给大汗的书信,马可.波罗带着大汗给阿鲁浑汗的阔阔真公主。"

孟德.高维奴到达汗八里的那一年,忽必烈大汗恰好去世。高维奴是否见过大汗已不可知,但至少他没有在汗八里遇到基督徒,在给教廷的书信中,他悲哀地说道:“从来没有使徒或使徒的弟子来过这里”。

陌生的国家,陌生的人群,还有陌生的文化。孤军奋战的传教士只能用信仰去战胜无边的孤独:“我在这次旅行之中,孤独一人,没有一位神父相助,已有十一年之久”,“直到今年为止,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一位教友或友人寄来的信件或良好的祝愿。因此,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一个人记得我了,特别是我听说,关于我去世的谣言已经传到了你们那里。”

汗八里漫长而苍白的岁月折磨着虔诚的高维奴,“我已经老了,我的头发已经白了,这是由于劳苦和忧虑,而不是由于年高,因为我现在才不过五十八岁。”

高维奴诉苦的书信终于让罗马想起了这位离开多年的修士。教皇决定委任他为汗八里的大主教,还给他派去了七位助手,四位在旅途中去世,三位顺利抵达北京。1313年,高维奴在北京的第20个年头,终于接到了教皇的委任书。

汗八里大主教的身份并没有改变高维奴的处境,东方的日子一如既往地单调,来找他忏悔的人少之又少,人们对上帝兴致索然。又过了15个年头,高维奴在北京去世,近半个世纪努力的结果,只为上帝收获了千余名信徒。

高维奴的死讯,五年之后才抵达罗马。一位大主教死了五年,教廷才得到消息,无疑这意味着:西方与东方又一次失去了互相交流的兴趣。

基督教世界一直流传着耶稣门徒圣多默曾经到过东方,并归化了中国人和印度人的神话,他们赞美这位圣徒:“由于圣多默,印度人摒弃了崇拜偶像的错误;由于圣多默,中国人同埃塞俄比亚人已转向真理……”(英国,阿.克.穆尔:《150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1546年,另一位准备用上帝征服东方的传教士沙勿略在一封书信里再次通过自己的见闻“证实”了这一传说,印度的主教们确认“圣多默到了中国并发展了基督教徒”。

200多年前活生生的汗八里大主教高维奴似乎已经被人们彻底遗忘,1500多年前杜撰出来的离奇传说却一再地获得“证实”。个中原因,也许是圣多默的传说充满了希望,而高维奴的现实却总让人心灰意冷,人们总是愿意接受那些暖色彩的东西。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沙勿略登上了广东沿海的一座小岛,试图由此进入中国内陆,进而以基督教归化中国。在此之前,他已经有过一次深受刺激的日本之行,日本人拒绝沙勿略的“教化”,他们坦言:“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次挫折给了沙勿略一个及时的提醒:中国是东亚文化的中心,要想以福音“归化”日本和和交趾,必须首先归化东亚文化的中心明帝国。

在给朋友的信里,沙勿略自信:“当日本人看到中国人接受上帝的宗教时,他们便会很快抛弃对自己教派的信仰”,然而现实远比传说冷酷,明朝严格的海禁政策使他只能望洋兴叹,身心交瘁的他在这年年底死在那个荒凉的小岛上。弥留之际,绝望的传教士向着古老的大陆悲切地呼喊:“岩石啊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又过了30年,高维奴和沙勿略的继承人,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才姗姗来迟。

利玛窦于1582年抵达澳门。同年,另一位西班牙籍耶稣会成员桑切斯(Alonso Sanchez)也从马尼拉辗转来到澳门。与利玛窦一样,桑切斯也狂热地希望用上帝“归化”中国,不过他选择的手段更为激烈:“我的意见完全相反,我以为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借重武力。”

桑切斯在不久之后作为西班牙菲律宾殖民地当局的全权代表返回欧洲,怀里揣着一份呈递给国王菲利浦二世的备忘录:《论征服中国》。备忘录里,桑切斯极力鼓吹对中国动武,要求国王“立即作出决定,使中国人猝不及防”。在桑切斯看来,打败明帝国的军队十分容易,“只需要有一万至一万二千名西班牙、意大利或其他国家的士兵就足够了”。一幅绚烂迷人的前景被展现在菲利普二世的眼前:“王上可以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可以在那里设立相当于现在整个教会规模的总主教区和主教区”,世俗的国王能够得到最多的财富,天国的上帝则可以收获最多的仆从。

当桑切斯因为这一“十字军征服中国”的提案而贵为马德里宫廷的上宾时,利玛窦已经与他绝交,正在广东肇庆艰难地劝说着当地的百姓“改邪归正”。在往后的岁月里,明帝国将带给他太多的惊讶。有一年他在南京过元宵节,看到市民们大放焰火,情不自禁地感叹:“在一个月中用去的硝磺,要比在欧洲连续作战三年用的还要多”;北京城可容三辆马车并行奔驰的城墙也让他震撼不已,以至于他对欧洲号称强大的舰队顿生失望,认为它们对中国而言是无用的。这些惊讶一次次地让他坚信,自己当年与桑切斯的分道扬镳是最明智的选择。

他是一个主张和平的精神狩猎者,来东方的目的是为上帝猎取灵魂。

2、和尚兼炼金术士

古老帝国的岩石并非坚不可摧。三棱镜之类廉价的玻璃器在明帝国官员眼里却是稀奇的宝石,自鸣钟之类精巧的西洋奇器给了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1583年,通过变相的贿赂,他在广东肇庆申请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定居点,此前,他已在澳门学习了很长时间的中文。

整个申请过程,包括传教伊始,利玛窦和同伴们都没有提及基督教。他们仅仅声称自己是宗教团体的成员,为慕中华帝国之名,而离开本土,远涉重洋。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有一小块地,足够建造居住的房屋和一座小教堂即可,并承诺不妨碍任何其他人的生活。

这样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毕竟这份居留权来之不易。“中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利玛窦强烈地希望能够“拯救误入歧途的中国人”,但也同样害怕这种高傲的拯救欲会刺激同样高傲的中国人的自尊心,引起他们的反感。

利玛窦的另一层担忧是害怕招来当局的镇压。“宣传一种新宗教特别使他们反感,因为他们从过往的经验中早已知道,在传布新宗教的借口下,纠集起一批反叛祸国的阴谋分子曾经造成了内乱和骚动”。(《利玛窦中国札记》)确实,明帝国的建立本身就与地下宗教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大明会典》因此制定了严酷的律条,扮巫师、兜售符水者,首犯处以绞刑,从犯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甚至连鸣锣击鼓、迎神赛会也都在禁止之列,违者须杖责一百。如果利玛窦声称自己此行的目的在于将整个明帝国,包括皇帝在内都纳入上帝的信徒群,其结果之悲惨也就可想而知。

一位衙门里的主簿为传教士们提供了规避的办法,建议他们穿上“北京神父的服装”,因为这种“神父”很受尊敬。所谓的“北京神父”,其实就是佛教僧人。也许在这位主簿眼里,利玛窦们和那些外国的佛教徒们本无多少区别。神父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把头和脸剃得精光,穿上非常得体的袈裟”(法.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摇身一变成了洋僧人。

1585年,利玛窦终于在肇庆建立起了一座天主教堂,传教士们把它叫做“非常圣洁的圣母堂”,但利玛窦的好朋友也是好靠山——肇庆知府王泮,却送给了教堂一个相当佛教化的名字:仙花寺;热忱的王泮还特地给教堂送了一幅匾额,不过题字却是“西来净土”,仍然充满了佛教味道。

传教士终归不是佛教徒,尽管他们剃去了须发,也穿上了僧袍。利玛窦进入中国的时机并不好,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混合着倭寇和中国本土海盗已经在中国沿海骚扰了很长时间,中国人把这些高鼻深目的“番邦强盗”统称为佛郎机人。肇庆这个内陆城市多多少少也流传着一些关于佛郎机人的谣传,据说他们残忍无比,不但贩卖小孩子,而且还会将孩子吃掉,利玛窦们的外貌难免引起百姓们的警惕和怀疑。

仙花寺落成后,进一步加剧了居民们的这种怀疑。在神父们眼里,仙花寺是上帝的教堂;在百姓们眼里,仙花寺则是佛祖的寺院。神父们按照自己的规矩经常把教堂大门关起来,百姓们却觉得它应该像其他的佛教寺院一样,常年大敞山门、广受香火、普度众生才对。一座常年山门紧闭的寺院,是普通中国百姓所无法理解的,更何况这座“寺院”的“主持”是一群番夷之人。

一些怀疑和不满的人开始往教堂里面扔石头。可怕的事情随即就发生了。教堂里的仆人冲出来抓住一个正在扔石头的孩子,并把他拖进了教堂里面。尽管利玛窦立即让仆人放掉小孩,但为时已晚。恐慌已经在居民们中间传播开来,似乎佛郎机人拐孩子、吃孩子的传说已经应验了一般。居民们找到知府王泮,哭诉自己的孩子被食人的生番抓走了。

所幸的是,三个在场的老人给出了客观的证词,王泮对利玛窦也素有好感,事情终于没有造成太恶劣的影响。

肇庆的传教活动很不理想。传教士们的第一个信徒来得有点尴尬——那是一个得了某种不治之症而被家人抛弃在大街上的底层人。神父们找到这个被抛弃的可怜人,告诉他:他们也无力治疗他的肉体,但却有办法照顾他的灵魂。垂死者自然愿意抓住任何一根可以抓住的稻草,神父们获得病人的同意,把他带回了家,并给他做了洗礼。这次善行没有给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带来任何好处,病人接受洗礼之后就去世了。百姓们再次开始传播谣言:这些番夷人看出了那个病人脑子里藏着一颗宝石,他们之所以愿意在他生前照料他,为的是可以在他死后占据他的尸体,然后将那颗无价之宝取走。

百姓们也有主动加入教会的,不过他们入会的动机只会让利玛窦更加悲观和失望。他在札记里写道:“中国有很多人热衷于炼金术,差不多使他们发了狂。他们认为,采用一种只有在外国才找得到的草药,可以把水银变成银子。因为我们是这儿唯一的外国人,就有谣言说我们随身带有这种草药,而且我们知道使用它的秘密。”百姓们甚至还采用一种朴素的推理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他们发现神父们一直老老实实地生活,既不像和尚们那样依靠施舍,也不自谋生计,但却能够衣食无忧,自然,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掌握着把水银变成银子的秘密。事实上,利玛窦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的捐赠。

这种离奇的判断给利玛窦带来了一些信徒,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一个从澳门来的中国信徒宣称他掌握着神父们交给他的把水银变成银子的秘密,并向两个新入会的教徒兜售——这两个教徒此前已经因为痴迷炼金术而困顿不堪。最后这个澳门信徒拐走了他们全部的财产,还顺便偷走了教堂里的一面三棱镜:他以为这块玻璃是价值连城的宝物。这让利玛窦又一次惹上了麻烦的官司。

3、泰西饱学鸿儒

    1596年,大明帝国的士大夫圈子中突然开始流传一本叫做《交友论》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开篇就说(译文):“我的朋友不是别人,他是我的另一半,是第二个我,所以,视友应当如同视己。”尽管孔孟历代圣贤们也有过不少关于交友的格言,但却从来没有过如此新颖的表述,对圣贤语录产生了严重审美疲劳的士大夫们很快就被这本小册子吸引住了,他们争相阅读此书,然后再在自己的文章里反复引用,视为风雅。

当然,士大夫们并不知道这本小册子里那些新颖的格言出自何处,他们不知道古罗马 ,也不知道西塞罗;不知道文艺复兴,也不知道爱拉斯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这本小册子的追捧。许多年以后,小册子的编纂者利玛窦回顾自己在中国的奋斗历程时,不无自豪地写道:“不久这本书(《交友论》)竟变成了关于交友的权威书籍。”

这是利玛窦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书使他结识了不少朋友,他也因此而在中国的士大夫圈子里打出了名声,和尚兼炼金术士利玛窦由此变身为来自西洋的饱学鸿儒。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转型。

在中国的时间越久,利玛窦就越发感觉到佛教徒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受到尊敬,相反,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肇庆的传教被各种各样的流言和官司纠缠着,最后利玛窦不得不接受当局的驱逐,另赴韶州。也许是为了减少当地百姓的敌意,韶兴的教堂采取了中国风格,然而人们仍然对上帝不感兴趣,妇女们来教堂烧香而不是忏悔和祷告,墙壁上怀抱耶稣的圣母玛利亚也被她们解读成了大慈大悲的送子观音;人们仍然认为这些“洋和尚”掌握着炼金术的秘密,他们甚至揣测,“洋和尚”们之所以被巡抚大人赶出肇庆,正是因为他们拒不愿意交出炼金术的秘密;小偷们也频繁光顾,炼金术士们居住的地方理所当然会有大量的金银财宝。

利玛窦急欲摆脱这些烦恼而又手足无措的时候,一位很怪诞的人物——瞿太素,闯进了他的生活。这位前礼部尚书的儿子跑到韶州,郑重其事地拜师利玛窦,向他学习数学以及基督教教义。然而,利玛窦很快就发现,这绝非他的本意。和许多人一样,瞿太素也想学炼金术。为了这门子虚乌有的神技,这位贵公子已经把父亲留给自己的家产耗得精光,如今带着家眷四处游荡,靠着父辈朋友们的施舍艰难度日。瞿太素坚信利玛窦掌握着炼金术,同时也坚信他不会把这门技术轻易外传,他跑来向利玛窦专心学习数学和基督教教义,却不透露自己的真实用意,也许是出于一种“曲线取经”的考虑。利玛窦说这个浪荡子、败家子学习得十分认真而虔诚,也许这恰恰是瞿太素策略中的一种,他希望用诚心打动利玛窦,进而得到炼金术。

利玛窦没有炼金术可以教给瞿太素,瞿太素却启发了利玛窦精神狩猎的新途径。这位落魄潦倒的贵公子四处揄扬利玛窦的人品和学识,经常将他引入不同的士大夫圈子,使他很快就在上流社会名闻遐迩;他甚至将利玛窦在韶州的传教所置于自己的名下,从而使之获得了安全的庇护;当再有人往教堂里扔石头的时候,瞿太素凭借自己的身份,轻而易举地就在官司中为利玛窦赢得了主动权。

落魄贵公子的这点残余能量已足够让利玛窦惊讶,这是僧人们所无法比拟的。利玛窦写信给自己的老师,这样说道:“僧人在这个国家不受重视,所以,尽管我们尽可能地受到礼貌对待,至今仍被众人嗤之以鼻,我们受到的辱骂简直无法形诸文字,也不便从信中告知”。瞿太素让他明白了,在中国社会,一名落魄的贵族士大夫,也要远比一位德高望重的僧人有地位、有社会能量。“非念书人的富翁没有多大的体面,而只要是士子,即使贫穷,也必定甚为光显”。

于是,在瞿太素的建议下,利玛窦脱下僧袍,换上了儒服。

从僧人转型为儒士省却了利玛窦不少的烦恼,既没有人再以索求炼金术来骚扰他们,也消除了许多士大夫对传教士们的警惕。当时著名的学者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说:“利玛窦,字西泰……往时予游京师,曾与卜邻,果异人也”,对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利玛窦是佛郎机派入中国的间谍之类的说法,沈德符不屑一顾:“失之远矣!”

晚明最“离经叛道”的学者李贽也和利玛窦交往颇深,不过却对其远涉重洋的动机大惑不解:“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次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续焚书》)李贽揣测利玛窦来华的本意是用其“所学”来取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周孔之学”,其实已经说到点子上了,但李贽本人又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如果利玛窦想这样做,无异于井蛙窥天,不是太愚蠢了吗?李贽猜对了,却又不敢相信,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一种绝对的文化自信,绝对的文化自信,也就等同于文化傲慢。

儒士利玛窦放弃了初入中国时的底层传教路线,帝国是自上而下统治的,争取一位士大夫入教远比争取几百名普通教众可贵,如果能够让北京的皇帝受洗,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走上层路线的利玛窦慢慢放弃了口头传教的方式,转而致力于著书立说,帝国是一个重视觉而轻听觉的社会,士大夫们崇敬书本远甚于言辞,“在中国有很多传教士不能去的地方,书籍却能进去…比用语言传达更为有效”。

于是就有了那本风靡一时的《交友论》。

4、朝着钟表业保护神,前进!

毫无疑问,在中国,精神狩猎最好的猎场是在北京,那里是帝国的心脏,是所有风吹草动的根源。

韶州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利玛窦,他用一只计时沙漏打动了一位返京述职的兵部侍郎,请他把自己带到北京。帝国正在朝鲜与丰臣秀吉治下的日本作战,走到半路,侍郎担心在战争期间把一个外国人带入京城会遭到指摘和弹劾,有意让利玛窦返回韶州。焦急万分的利玛窦又用一面廉价的玻璃棱镜改变了侍郎的心意,在中国人看来,这种晶莹剔透的玻璃制品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侍郎告诉利玛窦,北京是去不成了,但如果他愿意,可以去帝国的留都南京。

南京城的宏伟让利玛窦惊叹,“确实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作为帝国的留都,这里有数量上可以北京媲美的懂文化的贵族和官吏,是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既然不能去北京,在这里建立一个传教所,无疑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然而朝鲜半岛上的战争紧揪着帝国官僚们的神经,为了获得葡萄牙战舰的支持,丰臣秀吉曾经对“佛郎机人”许诺:“到处建立教堂,下令人人入基督教”。利玛窦满心以为他在广东结识的一位官员朋友能够为自己在南京的事业提供帮助,结果他的出现却引起了对方的暴跳如雷,“他先倒抽一口冷气,然后大声嚷叫,告诉他的客人说,他到这城来是打错了主意”(《利玛窦中国札记》),一心扑在仕途上的官员气急败坏,担心其他官员会借此弹劾他邀请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进入南京。结果是利玛窦非但没能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帮助,相反被驱逐出了南京。

南京的官员决定将利玛窦遣返回广东。返程途中,在距离南昌不远的地方,利玛窦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个陌生人在梦里质问他如此四处游荡,怎么可能把这个古老国度错误的旧宗教连根拔掉,而代之以一种正确的新宗教呢?自进入中国至今,利玛窦从未将自己这一终极目的明确示人,所以这个梦被他解读成了上帝的启示,实际上则不过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罢了。

利玛窦没有返回广东,而是想尽办法留在了南昌。

南昌岁月是一段快乐的日子。学生瞿太素早已在南昌士大夫中间传播开了利玛窦的学问和人品。他结交了省城的许多名流,甚至还包括了封在此地的两名藩王。每日里总是宾客盈门,高朋满座,应接不暇,往往要忙到很晚才能抽出时间来做祷告。没有人再向他的房子扔石头,也没有人准备驱逐他,环境很宽松,那部著名的《交友论》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出来的。

但利玛窦还是日夜准备着离开。他身穿儒服,头戴儒冠,用自鸣钟和三棱镜吸引那些贪婪的官员们的眼光,又用西方的快速记忆术和西哲们的道德格言打动着当地的绅士们,一位官员还特地敦请他用快速记忆法去教授自己的两个儿子,以便他们能够顺利中举。可是,利玛窦找到了俗世的关注和俗世的朋友,却没有找到对上帝的关注和上帝的信徒。他总结了在南昌和自己交往的五类人:对洋人好奇者、炼金术迷信者、科学爱好者、求福消灾者、学习快速记忆法者,唯独没有人对上帝感兴趣。

北京,希望仍然在北京。如果深宫里的万历皇帝能够皈依上帝,那么一切的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

1598年,利玛窦终于获得了一次进入北京的机会,他被朋友引荐给两位太监,但他们只希望能从这个外国人身上得到炼金术,失望之后就抛弃了他。利玛窦只得折回到江苏的一座破庙里,与自己潦倒不堪的学生瞿太素度过了一个严酷的冬天。

两年后的1600年,利玛窦再次获得前往北京的机会,这次是去“进贡”。在山东临清,他们碰上了大太监马堂,这位以残忍和贪婪而臭名昭著的太监觉得进贡的传教士身上油水必然不少,不趁机捞一把多少有点对不住自己。利玛窦没能满足他的贪欲,愤怒的马堂在行李中翻箱倒柜,找出了几个木制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这让他自然而然地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巫蛊之术联系了起来,他宣称传教士们在施展妖法,企图诅咒皇帝于死地。那一年的圣诞节,利玛窦只能在天津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度过。

当利玛窦已经做好了殉教的心理准备时,终日被无聊包裹着的万历皇帝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有几位送自鸣钟的外国使节,他询问这些使节为什么还没有到。利玛窦们绝处逢生。

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一幅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一本天主经,一座珍珠镶十字架,两架自鸣钟,一册万国图志,一张西琴。让他失望的是,在所有这些贡品里,皇帝只喜欢那两座自鸣钟。利玛窦终于被允许留在北京,原因不是皇帝热爱上帝,而是只有他懂得如何修理自鸣钟。

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临终的那一刻,他还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中国已皈依我主,皇上已受洗”之类的言辞。他终究没能用上帝归化中国,没能成为所有中国人的神父。

没有共振,古老帝国继续沿着自己的波段前进,只不过在经过利玛窦身边时泛起了一点小小的浪花。历史和利玛窦开了一个哭笑不得的玩笑:万历皇帝拒绝了他的上帝,却留下了他的钟表;中国普通百姓也漠不关心他的上帝,但却在往后的几百年里,把它推崇成了钟表业(还有客栈业)的保护神,供奉在神龛上——也许百姓们才是对的,利玛窦们进入中国靠的是神奇的自鸣钟,从肇庆到韶州到南京到南昌再到北京,一路上都没少得了自鸣钟的影子。

5、高傲与谄媚:无法调和的矛盾

与利玛窦一起进入北京的另一位传教士庞迪我很快就陷入了苦恼之中,“因为我的眼睛是棕色的,他们从未见过,就产生了许多猜测,例如,说我的眼睛能发现地下的宝石,或认为里面藏着莫名其妙的符录”。

几年后,广东的另一名传教士黄明沙(F.Martines)被当局当作危险分子逮捕起来之后,在牢房里活活渴死了。这倒不是故意如此酷虐,而是因为官员与狱卒们都坚信,这个番僧精通妖术,懂得水遁,只要沾上一点点水,就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

无论是僧是道,在缺乏宗教意识的明帝国,都不可避免地会被等同于迷信和妖术,更何况是番僧番道。利玛窦也曾装扮成僧人四处活动,这一身分定位带给了他无尽的麻烦。所幸的是,他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当他摇身一变,脱去僧袍,成为一名泰西硕儒的时候,也就等同于将自己从被妖魔化的危境中拯救了出来。

跻身士林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自由地出入公门,拜访官员也不用再跪着讲话,身份地位的提高自然也伴随着交际圈子的质和量的提升。但另外一些利玛窦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对中国人而言,脱去袈裟,改穿儒服,其实就意味着还俗。一个人既然已经还了俗,又怎么可以继续堂而皇之地四处宣传宗教呢?

儒士的身份披得越久,对儒教文化的了解也就越深。帝国的世界观是由文明鼎盛的中央王朝和半开化或未开化的四方蛮夷所组成的,儒家士大夫把自己的国家视为世界的中心和重心,也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和重心。

帝国的这种傲慢让利玛窦难以忍受,为了“归化大业”,他又不得不对此有所迁就。在肇庆绘制世界地图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担心,如果中国没有作为中心出现在地图上,而仅仅占据着一块不算大的地方,他就有可能会招来许多中国人的反对甚至攻击。他这样评价中国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认为所有国家里只有中国值得称羡……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利玛窦中国札记》)也许利玛窦并没有意识到,在批评中国人儒家文明的傲慢的同时,他本人不是也同样怀着一种基督教文明的傲慢吗?他赞叹南京城和北京城的宏伟壮丽,但却哀叹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堕落于罪恶的邪教。帝国寻求的是四夷宾服,利玛窦寻求的则是“归化”、“拯救”堕落的帝国。

文明间傲慢与傲慢的碰撞,或者寻求理解和宽容,或者寻求妥协。用现代眼光要求万历年间的明帝国和基督教世界达成理解和宽容,似乎有些强人所难,所以利玛窦只能选择妥协。这妥协的结果则是“番僧”利玛窦变成了儒士利玛窦。

利玛窦用中文著书立说,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西方人文、科学知识,为自己获得了硕儒的称号,至少在个体上消除了士大夫将自己视为“蛮夷”的眼光。从韶州到北京,他周旋穿梭于各式各样的士大夫中间,按照儒学的方式与他们交往、交流,目的是“力求证明基督教学说符合中国古代优秀的一切,因此,基督教学说不是外国的”,中国人不应该如此排斥它。

基督教文明的傲慢与东方儒学文明的傲慢双重挤压着利玛窦。在中国士大夫们面前,他不得不伪装成一名饱学鸿儒,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谈论孔孟先哲,偶尔别有用心地在其中掺入自己的上帝——“归化”中国的方式,首先是自身的中国化。在自己的教友们面前,利玛窦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地试图说服他们:儒教是一种距离上帝最近、谬误最少的宗教;儒士们的祭祖、祭孔不是宗教仪式,而仅仅出于孝敬和纪念,这些仪式与上帝的教义并不相悖。利玛窦的解释多半无效,他的个人名声在明帝国日益高涨,上帝的信徒却不见增多,教友们开始攻击他的传教方式,指责他离经叛道,谄媚儒教,试图把基督教儒教化,还有人传言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在中国做官,甚至还想篡位做皇帝。

为了达成一种高傲的目的(“归化”中国),却必须使用一种谄媚的手段(伪装成儒士),这本身就是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晚年的利玛窦似乎也觉察出了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已付之东流,无奈哀叹道:“以人的力量恳准在中国自由传教一事是不可能的”。

也许,尽管已经对儒学文明给予了太多的重视,但利玛窦还是低估了它强大的解释系统。《交友论》成功之后,他又相继撰写了多部儒学其外,上帝其内的著作,其中就包括徐光启为之作序的《二十五言》。据说此书后来为利玛窦赢得了不少信徒,但有趣的却是魏源《海国图志》里面收录的一段记载:

“《二十五言》一卷,明利玛窦撰。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辞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离其本……”

洋和尚利玛窦变成了洋儒士,可他带来的上帝却仍然摆脱不了佛教二道贩子的阴影。帝国文化催生出的强大自尊心,足以“同化”所有外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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