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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谌的博客

不明真相群众,专职围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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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历史围观群众,长期不明真相。妄图重建国史解释体系,估计下辈子能够完成。联系方式:1x9u8b4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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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一只迷失在自己网里的蜘蛛  

2009-12-07 17:50:43|  分类: 围观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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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雍正也是一个极其喜欢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皇帝。但二人发动群众运动的最终目的则截然相反:朱元璋用群众运动整顿胥吏,试图重振儒家士大夫们的尊严;雍正的群众运动,却从一开始就直奔着彻底摧毁儒家士大夫们的尊严而去。所以,在朱元璋身后,明帝国日渐形成了完善的士大夫内阁体制,而雍正却仅仅给后人留下了一大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密折……

 

 

雍正六年四月初三,陕西三原县棉花贩子秦泰骑马路过河南府孟津县。在宋家山地界,装有170余两白银的包裹不慎掉落,秦泰一路风尘,满身疲惫,许是在马背上打了个盹儿,居然没有觉察。

刘姥姥进大观园后,对着贾府耗费了20多两银子的“螃蟹宴”曾有过这样的感叹:“这顿饭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秦泰在170两银子丢失之后的惊慌失措。他找到当地地保备了案,忍痛出了一张承诺“均分银两”的告示,并在第二天贴满了附近乡镇的大小角落。

秦泰并不知道,就在他满大街贴告示的同时,孟津县一个叫做翟世有的老贫农,正抱着他那170两银子的包裹,傻乎乎地蹲在宋家山的官道上等他往回找,而且一直等到天黑。他更不会想到,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就在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翟世有那张带着些许木讷的脸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那包沉甸甸的银子塞回到他手中,而且拒绝接受任何酬谢。

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秦泰跪下给翟世有叩了几个响头,说:“从今以后,您就是我干爹。”

两个多月以后,木讷的翟世有在他逼仄的破房子里接受了朝廷的采访。谈及拾金不昧的动力,受惊不小的翟世有颤抖着说:“我家老婆子,当初只丢了300文钱就差点儿因为焦急死掉。”

朝廷的采访缘于河东总督田文镜的一道折子。当雍正皇帝借着摇曳飘忽的烛光在田折里读到有关翟世有的汇报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充溢胸间。在那道长达1200余字的《世宗宪皇帝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中,雍正皇帝将这场乡野间的拾金不昧上升到了最极端的理论高度。他大发感慨地说,孟津翟世有这件事情,充分说明朕这些年来尽心竭力、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决定性、战略性的胜利,“乃风俗转移之明证,国家实在之祥瑞”,并大力称赞田文镜这些年在河南“奖劝”民风功不可没。

皇帝明确要求把这道谕旨发到京里、京外所有地方官员们手里,组织官员们认真学习,领会圣谕精神,并畅谈心得体会。皇帝说,像翟世有这样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都知道戒贪知足、拾金不昧,你们这些官员们个个饱读诗书,却居然还营私舞弊、贪污腐败,难道不觉得羞愧吗?最后,皇帝决定恩赐翟世有七品顶戴,赏白银100两。责成河南府将翟世有的事迹刻成石碑,立在拾金之处。

一场“向翟世有同志学习”的全国性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譬如这年七月,田文镜再次上奏雍正说,河南地方有卖面贫人陈怀金,捡到江南羊客王盛银二十四两八钱,全数送还,而且分文酬谢不取。皇帝御批表彰说:“细民美行叠见豫省,诚所谓瑞事也。另旨谕部。”

雍正七年九月,署理直隶天津总兵官管承泽上奏说,当地文安县居民卢尚义的妻子梁氏,也拾得银子六两五钱,主动无偿交还给了失主。雍正特地谕旨内阁,命赏赐梁氏大米、布帛,还额外为其题写匾额,以表彰她的“良淑”。

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抚石麟也有折子上奏,报告说山西朔平府百姓赵亨清拾银九两一钱,主动交还。

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四月,直隶总督李卫还有类似的折子上奏。李卫说,当地万全县军站的马夫刘金贵、天津守城门的大兵萧同泰,还有鸡泽县妇女王高氏全都拾金不昧,无偿送还原主。

雍正也仍然兴致盎然,继续批示:“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这些没文化、愚蠢的匹夫、匹妇们都懂得轻财尚义,慕善乐施了,可见朕登基以来整顿天下风俗的成就很不一般,看到这样的奏折,朕非常高兴!

 

 

作为历史上不多见的极乐衷于发动全民运动的皇帝,雍正一向很明白破立之道—树立正面形象的同时,更要集中精力树立最典型的反面形象。钱名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撞到雍正枪口上的。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的上谕里说,钱名世这样的读书人,毫无廉耻,写诗谄媚奸臣逆贼年羹尧,所以朕之前特地为其书写“名教罪人”的匾额,勒令悬挂在钱家,并下旨要求在京科甲出身的大小臣工都必须赋诗一首讽刺钱名世。朕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惩罚钱名世这样一个宵小之辈,而是想让天下臣工们都知道,这种“名教罪人”“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

钱名世之所以招致皇帝发动全国所有在京科甲出身官员集体赋诗讽刺,直接原因是牵涉进年羹尧一案。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正在如日中天之际,钱名世赋诗八首相赠,当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一句。这本是用了周成王年幼,周公与召伯辅佐成王分陕而治的典故,然而雍正读了却怒不可遏。其后,雍正又在钱名世诗文中发现颂扬年羹尧的句子:“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这当中也有典故:番藏“第一碑”是当年康熙皇帝为表彰十四皇子胤禵平定藏乱的功绩而立,雍正与胤禵素来不睦,即位后借口碑文没有将康熙的功绩凸现出来,对碑文内容做了许多篡改。钱名世揄扬年羹尧平定青海之功,足够再立一块“第二碑”,也引发了雍正的极度愤怒。

本来,文人作诗文颂扬名臣,或曰拍马屁,在士大夫传统中也只是寻常事,算不得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高傲如李白者,当年落魄江湖,载酒长歌之余也给当朝权贵们写了不少谀颂之作,更何况钱名世颂扬年羹尧时,雍正也在给年的密折里说着“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这一类的肉麻之语。当日巴结颂扬年羹尧,恶心肉麻超过钱名世的大有人在,但遭殃的却只是一个钱名世。

这种区别对待,当然不会没有原因。真正让雍正震怒的,其实并不是钱名世拍了年羹尧的马屁,而是那些拍马屁的诗作实在很让他反感。儒家政治理想中“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念,自孔夫子大力提倡开始,已经传承了上千年。钱名世诗中的周公、召伯,以及年羹尧理应立碑这一类的颂扬,无一例外都隐含着对“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的期望,年羹尧,就是钱名世潜意识里与爱新觉罗家族“共天下”的最佳人臣代表。

士大夫们的这种自我定位,雍正皇帝很不高兴。

钱名世很快成为举国皆知的反面典型。皇帝令在京所有科甲出身的官员集体赋诗讽刺科甲出身官员的代表人物钱名世,本来就有让儒家士大夫自己抽自己嘴巴的恶毒用心。随后,雍正又把这些讽刺诗汇集起来,交给钱名世,勒令他将其整理刊刻、出版成书,然后分发到全国各地公立学校,供全国知识分子学习,引以为戒。末了,皇帝还不忘指示常州知府和武进县知县(钱名世乃常州府武进县人氏),每逢初一、十五,必须亲自去钱府查看,看看那面“名教罪人”的御赐匾额是否还稳当当地挂在钱家的大堂之上。

无论是发动“全民学习翟世有运动”,还是发动“全民批判钱名世运动”,其实质本没有任何区别。前者借褒奖翟世有,严厉斥责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沦丧;后者借打击钱名世,直接狠狠地羞辱了帝国的儒家士大夫们一把。

 

 

雍正三年六月,一个叫莽鹄的巡盐御史给皇帝提了一个建议。

莽鹄说,天下钻营附势之徒,互通声气,投拜门生,未中举者藉此在考场上通融关节,已出仕者则藉此互相荐举。以往素来不睦之人,一旦拜了师生,立刻如胶似漆,彼此荐引说情,每每徇私舞弊,无视法纪。最后,莽鹄建议,朝廷应该颁布明诏,严厉禁止科举官员们之间搞门生、座主关系。

莽鹄这道奏折的出炉,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雍正二年五月,河南发生了一场学子罢考事件。事件的起因,是新任河南布政使田文镜报效朝廷之心过切,急于修复黄河河堤。因劳役和资金不足,故要求当地的绅衿们也“一例当差”,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出钱、服劳役。

儒户、宦户们享有豁免劳役的特权,本是帝国对知识分子们的一种优待。这项特权关系到知识分子们对皇室的向心力,同时也是他们的尊严所在。所以,即使皇帝本人,也很少去轻易触犯。雍正很明白这一点,田文镜将自己的做法报告了上来,皇帝就在御笔回批里谆谆告诫他要慎重,若只能这样办,则必须提前做好当地士绅们的思想工作。

皇帝的告诫还在路上,河南就已经出了事。五月二十二日,开封府当地的绅衿、武生们聚集到巡抚衙门投诉,激烈反对一例当差,要求维护儒户、宦户们的特权和尊严。巡抚衙门处理不及,人群又涌往学臣衙门。最后终于矛盾激化,出现了文、童生们集体罢考事件—是否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自清朝开国以来,一直都被视为知识分子是否认可和拥护现政权的最显著标志。所以,不难想象这次罢考事件的影响会有多么恶劣,得到消息的雍正暴跳如雷。

但事件本身倒并不难平息,按照常规措施处理—抓、杀几个带头闹事者,组织一场补考,地方又迅速安定下来。朝廷很谨慎,惩戒措施没有搞株连一类的扩大化,但雍正心中却因此事有了一道巨大的阴影—他惊讶地发现,在处置这次罢考事件的过程中,只有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里里外外忙前忙后异常积极,其余那些科举出身的河南同僚,几乎全都反应冷漠。

譬如,当地主管教育的儒臣张廷璐平素里碰到儒户们“抗粮生事”,就多有庇护,这次儒生罢考,他居然自始至终,没有半句申饬之言;再如开归道陈时夏,本来指定由他负责审讯闹事的儒生,结果这位科举出身的道台大人非但不坐堂审案,反倒把闹事儒生们请到内衙,彼此以年兄、年弟相称呼;另一位科举出身的按察使张保则更为干脆,一口拒绝掺和到罢考事件中来,声称自己“只管人命盗案”,其他事情一概不管;甚至连朝廷派去处理此事的钦差大臣,根据雍正接到的密报,也“初有沽名袒护之意”。

雍正二年这场罢考事件虽小,但背后儒家士大夫们的“彼此为援”,显然给雍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田文镜在河南站稳脚跟,随即开始大肆弹劾科举出身官员时,他得到了皇帝热烈的褒奖。雍正三年十一月,田文镜弹劾信阳州知州黄振国,皇帝非常高兴,立即回批鼓励:“照此秉公执法,一无避忌,放胆为去,保尔永永平安。”

有了皇帝“永永平安”的承诺做底牌,田文镜弹劾河南境内科举出身官员更加卖力。到了雍正四年二月,河南境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人心惶惶,田文镜容不下士大夫的谣言愈传愈烈。

恰逢此时,原广西巡抚李绂因升任直隶总督赴任路过河南。李绂幼称神童,康熙四十八年进士,精擅方志史学。作为一代理学名臣,李绂在帝国士大夫们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在河南暂停期间,李绂曾找到田文镜,劝其不要刻意蹂躏读书之人,田文镜矢口否认自己有这样的用心。李绂进京之后,便上了奏折弹劾田文镜,说他“性情僻暗,信用奸邪,贤否倒置”,并列举了几个田文镜一手提拔的市井无赖官员危害百姓的例子为证。

李绂此刻正受到雍正青睐,这道弹劾折子立刻引起了雍正的重视—雍正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就是“用人适当”。李绂所举的无赖官吏害民例证经调查完全属实,田文镜随即受到雍正的严厉责备。这次弹劾,就事论事,田文镜本应没有多少辩解余地,然而结果却不然—田文镜很明白,李绂弹劾自己的根子,在于对自己在河南肆意蹂躏读书人的不满;而对科甲出身的官员们,雍正素来缺乏好印象。在这二者之间,田文镜觉得大有文章可做。

所以,老谋深算的田文镜在给皇帝的辩解密折里,干脆承认了自己提拔害民官吏属于失职,但紧接着却转而大谈特谈李绂此次之所以弹劾自己,完全是科举出身官员们互相党援庇护的弊俗所致。李绂也很明白皇帝对读书人素来缺乏好感,所以在弹劾田文镜的折子里绝口不涉及田文镜对读书人的折辱。但田文镜却“考据”出了李绂与河南几个被折辱过的科举出身官员属于同科进士,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推论,指责李绂对自己的弹劾,其本质实际上是在为这些受辱的科举出身官员们鸣不平,乃是科举朋党徇私为奸。

田文镜果然抓住了雍正心思的要害之处。随即他就接到了自己预料中的御批指示:“今览尔此奏,(李绂的弹劾)乃无稽之谗言也……具折奏来,朕自有道理!”

“朕自有道理”的结果是皇帝这样表了态:田文镜确实在用人方面失职,提拔了一批害民官吏,但他一心尽忠,只是被下属一时蒙蔽而已。所以非但不再追究,还派人给田文镜带去了风羊和荔枝,以资鼓励。这样的处置,当然引起了“通省臣民惊为异数”的耸动效果。

李绂的弹劾被证明是准确的,但结果却啼笑皆非,皇帝居然给他扣了一顶“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的大帽子,对其严厉申饬,并迅速摘掉了他直隶总督的顶戴。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皇帝一直都在酝酿一场更大的运动。到了这年十二月,李绂与田文镜之间的这段纠葛又被雍正翻出来大做文章。这一次,皇帝开始明确表示,要彻底整治科举出身的官员们,理由就是但凡科举出身的官员,必然存在着彼此徇私结党,互相排挤的恶习。在雍正看来,科甲出身的官员,远远比不上像田文镜、李卫这样非科举出身的官员,哪怕二者同样贪污,后者也比前者更容易被识破,因为后者没有朋党为其庇护。皇帝“沉痛”地表示:“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在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一道谕旨里,皇帝又说,哪怕因此而废掉上千年沿袭的科举制,也在所不惜!

 

 

对科甲官员的有计划的打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运动从打击科甲官员领袖开始,雍正力求从一开始就能够对科甲官员们形成巨大的震慑感。已经被打倒了的李绂算是领袖之一,接下来,皇帝又看中了云贵总督杨名时。

杨名时显然是在劫难逃。雍正在一封给宠臣鄂尔泰的谕旨里早就说过:“今海内李光地辈已逝,如杨名时者少矣。”康熙年间,李光地那样著名的理学名臣本朝已经没有了,接下来数得着的就是杨名时,自然是要拿他开刀。况且按照雍正的说法,自打击科甲官员运动开展以来,杨名时非但不配合朝廷,连韬光养晦的觉悟都没有,反而“挺身乐为领袖”。凭借个人崇高的声望,搞得连雍正的亲信如大学士张廷玉等人,面对杨名时居然也变得“慑服尊重”起来。

于是,许多离奇的打击开始狂风暴雨般砸向杨名时。撤职降级自然是不必说了,雍正五年,杨名时奏请疏浚洱海的河道,放在平常,本只是一件准或不准的事情,结果却遭到了雍正无限的上纲上线。雍正说,杨名时这个混蛋,在自己即将离任的时候,才提出这样的奏请,很显然是想为自己在地方上留下好名声;奏请不用秘密的折本,而非要用公开的题本,显然也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以便博取美誉;再者,这样的好事居然不留给自己的后任去做,如此过分,无非也是沽名钓誉。这样的人“尚得觍颜自命为读书人乎”?

雍正的这些帽子,无一不是诛心之论。在上奏的时间上无理挑剔也就罢了,疏浚河道又不是什么机密事情,为何非要用私密的折子上报?责备杨名时不把好事留给别人做,更显得是无厘头了。

即便如此,在雍正看来也还不够“解恨”,接着又下了一道刻薄到了极致的旨意。皇帝说,既然杨名时想要为地方造福,那不如就命他拿自己的资产来疏浚洱海的河道吧。他死了之后,再让他的儿孙们继续承办,这条洱海河道的疏浚工程,就永远承包给杨名时他们家了。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人知道“沽名邀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国人一贯有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的光荣传统。接替杨名时的云南巡抚朱纲迅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弹劾杨名时任内粮仓钱库存在亏空—与杨名时划清了界限。

雍正又批示:朕知道,这些亏空是布政使常德寿的杰作,与杨名时无关,但他在任时没有弹劾常德寿,显然是表示他很乐意为这些亏空负责。所以,这些亏空必须勒令他来进行赔偿,常德寿免罪,不予追究。到了雍正六年,皇帝决定命杨名时进京当面接受训斥,为此特地又给沿途各地官员下了死命令,杨名时这一路上,不许任何人以礼接待,不许任何人为他鸣冤,总之,不许出现任何不“协调”的声音,一定要让杨名时感觉到,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孤立无援的。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打击杨名时只是个凶猛的开端。自雍正四年开始,每个上任的地方官都有了一个共同的任务:打压科甲官员。譬如雍正五年,王国栋升任湖南巡抚,雍正就明确给他下了指标,必须严厉弹劾几个“科甲出身的庸员”。而但凡有科甲官员蒙冤申诉,雍正几乎无一例外给他们冠以“结党怨望上司”的罪名。

 

 

雍正如此大张旗鼓地打压科甲官员,虽然对外宣称是要彻底消灭科甲官员间的徇私包庇、朋党勾结恶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雍正对儒家政治观的彻底排斥。清朝早在皇太极时就已有科举,至于开设的目的,范文程当年说得很清楚:“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一开始就直奔现实的功利主义目的而去,而非服膺于儒家政治观。

经过顺治、康熙两朝近百年的发展,科举在清代逐渐形成制度。知识分子慢慢接受爱新觉罗政权的过程,其实也是传统儒家政治观—“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这一理想慢慢复苏的过程。到了康熙晚年,士大夫们要求在国家政务上取得更大发言权的呼声已经很高。

然而,清代政权毕竟不同于宋、明两代政权。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政权安全性方面的警惕被刻意拔高,是很正常的事情;再者,根深蒂固的八旗制度的存在,也是宋、明两代从未有过的现象。所以,在宋、明两代都顺利付诸实践了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在清代却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雍正就是这阻力当中最绝决的一环,他几乎完全拒绝了儒家的这套政治理想。

儒家政治理念的核心,在于以道德教化天下,倡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套由各级官员组成的统治体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上下有序的道德体系—里老是所在村镇的道德楷模,知县(令)是所在县百姓的道德楷模……依此往上类推,内阁宰臣是整个朝廷的道德楷模,而居于最顶端的皇帝,则被定义为整个帝国的道德楷模。是否合格地扮演了这个全帝国的道德楷模,也就成了士大夫们日后评价这位皇帝在位时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准。

但在雍正看来,这种道德体系对巩固他的统治作用是不大的。他对“能吏”的渴求程度,远远高出了对道德君子的渴求程度。这可以从他最宠信的田文镜和李卫身上清晰地得到印证—二人都以办事干练获宠于雍正,但二人的道德品行却实在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是很有些不堪的。

至于如宋、明两朝那般,将皇权与士权等量齐观,达成一种“共治天下”的契约,在雍正看来,更是绝不可能之事。但比较起来,雍正似乎还算得上是清代皇帝当中尊孔力度最大者。祭拜孔庙,为孔子加官晋爵,册封孔子后裔,对赴考的士子们嘘寒问暖,这些方面雍正都远胜于他的前任与后任。

与对科甲官员的严厉打压对照来看,这种高度的尊孔行为,貌似悖论,其实也不难理解。雍正自己在为政方面有一条贯穿终生的信条:“综核名实”,即区分事情、人物的虚名与实质。尊儒与弃儒,对雍正而言只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已。尊儒,如范文程所言,是为了将天下知识分子网罗到统治秩序当中来,是为了获取“士心”;而弃儒,则是为了表示对儒家“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这一政治理想的拒绝,旷日持久地发动折辱科甲官员的运动,也正是要扼杀掉儒家知识分子这一理想的复苏。

真正让雍正欲罢不能,视为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的手段,是与他终生不离不弃的密折制度。

事后看来,那不过是一场可怜的独角戏罢了。

 

 

密折制度,简而言之,即皇帝授权一些特定官员,给予他们秘密向皇帝汇报地方人事的一种特权。这种制度康熙年间就存在,江宁织造曹寅就有密折奏事的特权。康熙不想搞明代的厂卫特务机关,害怕尾大不掉,也看不起明太祖微服私访了解民生的手段,所以就弄出来这么一个密折制度。康熙对自己的判断力极为自负,不止一次言及自己在甄别真伪方面经验极为丰富,所以,“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

雍正倒并不认为只有自己的父皇才具备明辨是非真伪的超能力,才可以搞密折制度。他登基之后,就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广密折制度。康熙晚年曾一再鼓励臣下密折奏事,但效果一般,参与密奏者不过百余人。雍正朝不过短短13年,参与密奏活动的官员却多达1100多名。康熙朝61年,现存密折不过3000多件,雍正朝13年却多达22000余件。从这些对比中,不难看出雍正对密折制度的情有独钟。

获准密折奏事,无疑是一种荣耀,说明得到了皇帝的垂青。但也有苦恼,因为雍正经常会催问最近为何没有密折上报。这样的责备是屡见不鲜的:

“地方事务,譬如民情、吏治、年岁的丰歉,为何没有一个字密奏上来?”

“自抵达广东以后,没有一本有实际内容的密折,难道全省就找不出一件可以跟朕说一说的事情?”

皇帝如此施加压力,地方官员自然不敢怠慢,为了交差,许多鸡毛蒜皮之事混杂在密折里源源不断地送往京城,搞得雍正不胜其烦,于是又反过来责备上密折的人,譬如批评南天培“不可无事频来”;批评田文镜“太觉频数,未免虚耗盘费。朕万几在御,日不暇给,亦苦纷烦”;批评葛森“无紧要应奏事件,何必徒劳往返为塞责之举”等等。

一面催着要密折,一面又嫌密折里没什么好内容,可见雍正对密折的要求之高。不过漂亮话仍然要说,他曾不止一次跟大臣们讲过,遇到有必须密奏的事情,何妨一个月数次上密折;要是真没有什么事情可说,几年没折子上来,朕也绝不会怪罪!

密折最要紧的,当然是保密。雍正对此十分重视,屡次警告获准密折奏事之人“臣不密则失身”,“稍有疏漏,传播于外,经朕闻知,则贻害于汝匪浅,追悔亦莫及矣”。皇帝要求,密折和密折里的皇帝朱批,必须只有写密折的臣子和皇帝两个人知晓,还威吓说,对于那些同在一省而互相传看、两省相邻而互相通知、路过别人驻地而互相探问之人,一旦被发现,必将严惩不贷。

密折的内容也是无所不包的,上至军国大事,下至市井奇谈,都可以写入密折。按照康熙的看法,“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但雍正关心市井奇谈,则是因为相信自己具备从日常琐事中发现潜伏的异动征兆的能力。

实际上,整个密折制度,等同于一张巨大的间谍网,所有的间谍都与皇帝做单线直接联系,而且间谍们彼此完全隔绝,不许互通有无。任何情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给皇帝,由皇帝去一一甄别。这样,所有的间谍,等于又全部处于其他间谍的监控之下。结果是,除了皇帝以外,全国所有官僚,都被这张巨大的间谍网笼罩在内,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身边必有皇帝的间谍,但所有人又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到底谁才是那个间谍,这就造成了一种人人都在被监视的绝境。

雍正元年,皇帝想要擢升贵州布政使毛文铨为贵州巡抚,为此咨询云贵总督高其倬。高密折回奏说毛文铨“老成谨饬”,在边境省份工作多年,处理少数民族关系很有经验,贵州苗民多,适合毛去做巡抚。毛因此受到提升。但雍正还不放心,又向其他人打听毛到任后的表现。贵州威宁镇总兵官石哈礼和毛文铨关系不和,于是在密折里大肆诋毁毛,说他“悖理之事甚多”;年羹尧的密折里也说毛“居官甚巧,操守平常”;隆科多也密折评价毛“才情平常”。

最有趣的是,在贵州大定总兵官丁大杰评价毛文铨没有知人之明的密折后面,雍正留下一段显示自己早有先见之明的朱笔御批:“朕早鉴毛文铨徇隐、欺饰、卑鄙、巧诈。”已经准备罢免毛文铨了。

但结果却很快峰回路转。毛文铨得到一个机会入京面圣。一番面谈之后,雍正忽然发现此人办事非常干练,完全不像密折里那些恶评所说。于是,当石礼哈再来密折诋毁毛文铨时,雍正在折子后面留下朱笔御批:“毛文铨人甚妥当历练,因未见朕,观望苍滑,不实任事则有之;今见朕知朕,受朕教训,你看他新任就是了,朕保他一个好巡抚。”当然,自己之前的先见之明也没有了。

这一番肯定—否定—肯定的曲折过程,当事人毛文铨却一直蒙在鼓里。

 

 

因密折制度而组建起来的这张间谍网的严密程度,还可以举一个广东地方大员们的例子。

广州提督王绍绪是雍正宠臣鄂尔泰所推荐之人,雍正一方面觉得此人“明敏稳妥”,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还有些“偏于善柔”,尤其是很可能还有些残余的士大夫沽名钓誉的坏毛病。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查,将结果写成密折报上来。石礼哈密折报告说王绍绪“志洁行清,勤于办事”,皇帝还不放心,又先后秘密咨询了两广总督孔毓珣和署理广东巡抚傅泰。

石礼哈、孔毓珣、傅泰都是皇帝在广州的眼线,共同监视王绍绪,但彼此又都是独立的,互相没有任何交流。同时,傅泰等人还监视其他许多官员,譬如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楼俨等人,但傅泰本人其实也受到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的监视,王也是皇帝安插在广东的秘密眼线。所以就出现了傅泰评价王士俊“才具练达,办事勤敏,于藩司之职,颇称胜任”,而王士俊却评价傅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亦属平平”这样的现象。

再如:两广总督郝玉麟也负责监视傅泰、王士俊;但王士俊反过来也有监视郝玉麟并打他小报告的特权。总之,整个广东的官场,没有一人不在雍正眼线的监视之中,而且是多重监视,许多人本身既是眼线,同时也被别人监视。

雍正自诩平生治理天下的心得无非“用人适当”四个字,而其做到“用人适当”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这张无比庞大的间谍网,去一一甄别所任用官员的能力操守。用秘密的间谍手段治国,显然不符合儒家一贯的政治理念—儒家一向鄙弃这种偷偷摸摸的举止勾当。儒家“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想在雍正朝被彻底抛弃,而代之以密折制度下的间谍手段,这恐怕正是日后雍正在民间舆论里越来越反面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毕竟,民间舆论操纵在士大夫们手里。

雍正一朝的密折政治,可以说空前绝后。康熙时代的密折制度浅尝辄止,不成气候;乾隆登基之后密折制度虽未被废除,但新皇帝却对此毫无兴趣,任其荒芜。史书无一例外描述雍正是最为勤政的皇帝,每日里批阅如山的奏本,睡眠极少,最后中年早亡,显然有劳累过度的缘故。然而回顾其治,从他借学习翟世有运动批判科甲官僚起,到打击钱名世、李绂、杨名时,直至打击整个科甲官僚集体,最终选择以密折制度下的间谍体系治国,他的劳累过度,岂非早已注定?他的死,岂非是自寻死路?所有间谍都与皇帝单线联系,间谍网又如此庞大,雍正在里面苦苦挣扎整整13个年头,如此疲于奔命,早夭是必然的结果。

回过头来看,雍正说治理天下的第一紧要之事是“用人适当”,其实也很有道理。只不过他在手段上陷入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儒家政治观里的道德至上原则,其实关注的也是用人问题,只不过比起雍正来,儒家控制“用人适当”的手段虽然并不尽如人意,但早已形成了制度化运作,也就是科举制下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独立的文官系统;雍正控制“用人适当”的手段,却完全凭借着个人在昏黄的油灯下不停地对照各条眼线传递来的信息,劳神费力地一一判断真伪。

雍正曾经这样总结过自己的用人秘诀,今日看来,显然更像是一个讽刺:“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伊自取疑。赏罚亦然,总与朕无涉。”

这个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儒家政治理想的皇帝,其实只是一只可怜的蜘蛛,一门心思去按自己的想法结网,最后却发现自己被困在网里,丝毫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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